他，不是中央委员，也不是全国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。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上，这个人当选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，从此开始执掌世界第二大帝国金融体系。
他就是易纲，财经人常常谈起的易先生。
（一） 因缘际会
我出生于1987年，那一年，中国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1322元。注意：这是在岗平均工资，平均到每个月刚好是100元人民币。
100元在刚刚脱离计划经济的当时中国，在城市里可以买三双皮鞋，或半辆自行车，或者50多斤猪肉，够一家人吃许久的；在农村可以供20个学生交高中学费，简朴的一家人吃喝用度一年都用不完。当然，彼时大家的差距很小，一起穷，一起骑自行车，一起住逼仄的公房，一起点煤油灯，一起过不怎么吃得起肉的日子。
1987年，易纲的母亲在北京一所小学当校长，管着几十名老师、几百个学生，每个月的工资刚好是99元。
而当时，时值28岁的易纲在美国获得了一个助理教授职位，月薪5000美元，依照当时的汇率，约等于17000元人民币。易纲一个月工资相当于母亲15年的收入，易先生的三观瞬间崩塌了。
母亲是他眼中的“全能”女强人，而他，仅仅是每周吊儿郎当上两天班，讲几节课。
为了这些毁三观的疑问，易先生选择了经济政策和货币制度，作为自己一生研究的对象。最终，就在前几天，他当上了帝国央行的行长。
（二） 蝶舞孟春
易先生出生于1958年。大家知道：建国以来唯有1958年到1962年之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下降的。第二个五年计划黯然落下帷幕，大跃进的后果与自然灾害叠合在一起，以至于发生了在和平年代骇人听闻的事情。
似乎从一出生就赋予了易先生时代的烙印，以驱策他的未来注定要跟钱、跟经济学过不去。
1976年，易先生高中毕业上山下乡，在北京顺义插队并当上了知青队长。
而当时，一个壮男劳力的工分是10分，生产队只给记6分。易先生急了，于是带着大家搞罢工，罢工为大家争取到了应有的利益，然而他也被秋后算账。撤了他的队长、派去厨房掌大勺。
公平，还是他妈的公平！本文来自于广州地理信息网:http://www.gzgis.com
重新开放高考的第一年，易先生就考上了北大经济系，到了宿舍他把行李放在一张床的下铺，但是出去了一下再回来行李被挪到了上铺。
原来是一个学生说自己年纪大，想睡下铺。易先生火了，凭什么？“我先抢到的，你怎么把我的行李搬上去的，就给我怎么搬下来！”
最终，易先生如愿以偿，睡了下铺。
易先生本来想考的是北大数学系，但是怎奈底子薄弱，又没有时间去复习，而文科只要填满了试卷就有机会拿分。
但是对于文科，他首选法律系，但是法律系需要政审，他担心家庭出身问题政审过不了，于是最终选了经济系。
说来全是命数，假如当年他真的上了那年的法律系，将会和李克强总理成为同班同学。啊，啊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！
经济系在当时是被优秀学子抛弃的院系。毕竟，你想啊，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，钱都没几张，还搞神马经济学！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学。据易先生回忆，有一个教经济学的老师回老家，老家人把“经济”硬是给听成了“京剧”，让老师给唱几嗓子。。。。
I 服了U,是不是？
当时的经济系是各种失意考生的托底归处，当时北大最热门的专业是图书馆系，大家都知道北大图书馆出了名“扫地僧”嘛，史上最牛管理员。
风水轮流转，不曾想现在的北大经济学系炙手可热，而北大图书馆系则乏人问津。
易先生高考的时间是1977年12月7日，易先生先给生产队做好了饭喂了猪才出发去考场，语文科目作文题目叫“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”。
易先生寻思着，1977年在生产队闹罢工的事不能写，于是就写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、周总理去世、毛主席去世这些事情。
之后，他才知道自己跑题了，题目中的“这一年”指的是1977年。
（三） 悯蝶为蛹
2000年左右，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老先生意味深藏地说：
“一个人的命运啊,当然要靠自我奋斗,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”。
一个人的一生，你的命运，与时代大格局、与国运、甚至与你身边遇到的人息息相关。你的一生会遇到无数潜移默化影响你的人，在任意一个细节，都足以对你的人生起到蝴蝶效应然后波澜壮阔。
1978年，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，指出：我赞同留学生数量增大，要成千上万的派。。。
此话一出，当如圣旨，从1978年到1986年中国共派出3万多留学生。易先生也是受益者之一，那是1980年。
当时出国，每人限额兑换3美元外币，于是易先生揣着2美元就风里雨里奔赴美利坚而去。在美利坚，易先生一路在经济学领域读下去，直到获取博士学位。
当时的公派留学生，因为花的是国家的钱，国家要求学成需回国，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留学生都没有回来，毕竟巨大的收入差距摆在那里，那可是合月薪17000元人民币与月薪99元人民币的差距。
易先生则不同，学成欲回国。
恰此时，另外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物出现了。
北大张龙翔校长，告诉他，让他去美国大学任教，好好了解下美国的教育。
勤奋且秉持信念的人终究成大才，直到1992年，易先生成为了印第斯安纳大学的终身教授。
在美国，终身教授比中国的公务员的饭碗还要铁，是金饭碗，假如你没有犯绝对大的错误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开除你，包括校长。
所以终身教授是相当难拿的，易先生和钱学森有点像，都在“韶华”之季拿到了终身教职，妻、子都在身边，有自己的房子，拿着高薪，尽享生活的和平与宁静。
（四） 脱蛹成蝶
获得终身教职的第二年，易先生启程回国，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，任教北大，博士生导师，这一年易先生36岁。
之后的岁月，在中国政途顺风顺水，一直到2015年出任央行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。当年的811汇改，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%，便是易先生主导。
不管外界如何认为，他一直是个坚定的改革派，而他本人也是受益于改革开放，从而改变了自身的命运。
他，在“公平”与“改革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2018年3月19日，易先生出任帝国银行行长。
当宣布这一任命时，他正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二楼。因为他非中央委员，也不是人大代表，只能和旁听人员、工作人员坐在一起。
也就在前几日，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若干领域商品征收重税，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。红二代拥有红一代强硬的血统、同时又兼具知青一代的品质打磨。
然而，在50后全面执政的时代，帝国所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。
毕竟所有可用于经济刺激的政策已使用殆尽，而重器未成，任重道远。
前有中产陷阱，后有康波周期鬼魅随形。
易先生，想必不会太容易。
